停息了20来年的“争议浩然”，近10个月来再起高潮——争议的焦点是，浩然应不应为“文革”中受“四人帮”之宠后悔？浩然是不是一个中国农民的奇迹？浩然到底是有贡献的农民作家，还是有过的“文革”帮闲？
《环球时报》1998年9月20日发表该报记者卢新宁、胡锡进关于浩然的整版访问记——《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》。这篇4000多字的长文以浩然为何要写《文革回忆录》为新闻由头，全面披露了浩然的几个惊人观点：1．迄今为止，我（浩然）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（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、《西沙儿女》）后悔；相反，我为它骄傲。我最喜欢《金光大道》。2．我认为我在“文革”期间，我对社会、对人民是有贡献的。3．我想我是一个奇迹，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。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——我从一个只读过3年小学的农民，靠党给我的机会，经过8年业余文化学习，掌握了大学专门课程，最终由中国作协的秘书长、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，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。这种现象，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，除了苏联有过高尔基之外，其他国家还不曾听说过。
浩然的这些“新观念”，使已淡出社会的浩然重新为文化思想界人士所关注，一场新的“争议浩然”随之而起。
最先作出有力批驳的是北京青年杂文家、新闻学博士焦国标。《文学自由谈》1998年第6期发表了焦国标批评浩然的杂文：《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》——“浩然先生说：‘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，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，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’，话说得跟农民关系好像很铁，实际经不起推敲。农民1960年前后饿死成千上万，你浩然先生做到‘农民饿死我饿死’没有？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农民吃不饱，穿不起裤子，你浩然先生做到没做到‘农民没裤子我没裤子’？……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，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（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，同吃一桌饭，提名为文化部副部长，出行有直升飞机，病了可住北京三零一（高干医院），你自封为‘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’，你代表了农民什么？”
1998年12月23日，《新闻出版报》在“该说就说”栏目发表了吴跃农的杂文《不和谐的杂音》；1999年1月12日，《杂文报》（《河北日报》主办）又发表了其《不后悔什么？》；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燕赵都市报》等报刊也都发表了吴跃农的同类文章。
吴文的主要观点是：1．《环球时报》发表的“浩然访谈录”，“通篇是极左腔调，大言不惭”。2．“奇怪的是《环球时报》对此叙述得津津有味，要不是印着1998年的日期，笔者还要误以为这份报纸是在1968年印出来的。”3．“浩然对‘以粮为纲’、‘统购统销’之类极左的农村政策至今坚信不疑。深信富裕是修正主义，贫穷是社会主义。”4．“我国农村是什么时候开始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？不是浩然描述的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之类的‘一大二公，穷过渡’的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，也不是他按照‘四人帮’旨意创造所谓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文学《大地的翅膀》之类的‘阶级斗争’空前高涨的70年代中期，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……浩然那种论调是不值一驳的。”
焦国标、吴跃农的文章发表后，浩然方面的反响似乎不是很及时。直到1999年2月19日，《杂文报》才发表了一篇署名“张宁”的文章《并非为浩然辩护》，该篇四、五百字的短文，主要是批驳吴跃农不允许浩然发言，不允许有报刊发表浩然的专访。
1999年4月3日，天津《今晚报》副刊发表了章明的杂文——《浩然的确是个“奇迹”》。74岁的章明一直是广州军区的专业作家，1974年曾在西沙群岛现场观察了浩然的“受宠若惊”的“皇后钦差”姿态。其文要点是：
“浩然声称‘我写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完全是出于自己创作的冲动和激情，没有人要求我按照他们的路子写。’这句话我最多只能相信‘一半’”。其理由是，“1974年我军收复西沙群岛，你（浩然）荣任江青同志‘亲自委托’的两名特使之一，由广州、海南去西沙时，一路上受到‘国宾’般的接待，你曾经逊谢推辞过吗？……你以超常的速度赶造出来的《西沙儿女》（诗不像诗，小说不像小说，脱离实际，胡编乱造，把木麻黄写成‘马尾松’的拙劣不堪之作）究竟是歌颂谁的？难道不可以反思一下吗？作为一名当年参加过党的十大代表，今天在内心中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对着干的旧作当成宝贝，……公然大吹自己的错误是‘奇迹’，也就只好承认他是‘奇迹’了”。
1999年5月11日，《今晚报》副刊发表了署名“风翔”的文章《“轻薄为文”可以休矣》，指责章明先生“写作态度极不严肃，颇似唐朝杜甫所批评的‘轻薄为文哂未休’者”。
1999年5月27日，《今晚报》发表了署名苏连硕的“争鸣”文章《浩然的气度》，文章主要记述了浩然对章明文章的“宽容”。
这一轮的“争议浩然”，除了这些短兵相接的论战，更有人在整理历史性的记录。陈徒手在1998年底对浩然及其当事人作了近三个月的系列采访后，写出了一篇意味深长的“故人看浩然”——《浩然，艳阳天中的阴影》（载《读书》1999年第5期）。
对于浩然，几位被采访者中明确持批评意见的只有著名作家草明。她说：“浩然是得意分子，那时太嚣张了，什么都否定人家，只有自己最好。他想当官，很容易走这条路。”有人接着草明的意思说，浩然‘文革’时的狂妄受宠，尚可原谅，可是他在九十年代以来复出后的狂妄，如向有关领导建议“重新组织党的文艺创作队伍”，如把他在北京郊县辅导一百多个文学青年称为新的“绿化工程”，就带有明显的反对改革开放之情绪，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，不能宽容的。浩然一方面坚持对“文革”不忏悔，一方面又培植青年弟子在思想上接班，实在是罕见的坚定不移，言行一致。
关于浩然与江青的关系，文革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与北影演员电影《金光大道》的主角张连文作了补充。
刘庆棠说：“江青确实有把浩然调到文化部的想法，只是没有正式谈过。江青说过，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，多给他任务，多关心、帮助他。”
张连文说：他是和浩然一起到大寨见江青的。有一次吃晚饭，江青问：“最近听到很多谣言，你们谁听到呢？”众人非常紧张，江青转头问浩然，浩然不敢说真话，只好说：“我是从山沟来的，闭塞，听不见什么……”
对于浩然的“文革”表现，众人是这样说的——
古立高回忆道，“那时浩然年轻，造反没有负担，又写出好作品，折腾得比较厉害，觉得自己最革命。他说话比较冲，有一股年轻人的脾气，开会时拍着大腿、拍着桌子大声嚷嚷。他老看不上杜印两口子。……觉得端木蕻良历史复杂，又因骆宾基解放前被捕两次，只有自己最干净。”
管桦回忆说：“有天我们正在开会。端木蕻良跑来说，红卫兵要抄书。浩然就与我们商议，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，并由作家自己把书封起来，并通知外边的人说，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，外面的人要抄家先到机关登记。”
潘德千说：“浩然曾经告诉我，他害怕在江青而前说错哪句话，招她不高兴。他有朴素的阶级感情，他写的东西都是歌颂。”
梁秉?说：“浩然有朴素的农民底子，同时也带来很多局限性。不管如何，‘文革’中江青旁边的位置太特殊了，多少人想得到这个位置。在大起大落中，浩然本质没变，还能把握住自己，已属不易。”
林斤澜说：“文革后，我有意请王蒙、邓友梅、从维熙、刘厚明、刘绍棠和浩然等朋友到家中吃饭，大家在一起聚聚，帮帮浩然，浩然很拘谨，话不多。而刘绍棠则相反，很豪放。他对浩然说，‘文革’中你在通县会上指名大骂我，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，你怎么还那样呢？我们赶紧说，过去了就算了，大家重新开始。浩然也做了几句解释，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。”
“一九八三年大家到市委党校学习，联系实际谈创作。别人说到‘文革’用了‘浩劫’一词，浩然就对这两个字接受不了，说‘十年动乱’还能接受，这就在会上引起争议，有几个作家提出质疑。我记得浩然解释时说：‘又没有谁抢谁，怎么用浩劫？’其实这是劫难的意思。端木蕻良坐在我的对面，他摇着头低声自言自语：‘太惨了，太惨了……，’端木的话含意是很多的，也是耐人寻味的。”
这段回忆，留下了浩然当年批刘绍棠的不宽容历史，更记录了浩然对“文革”欲从轻发落的潜意识。
1999年6月11日，《南方周末》发表了署名刘友德的关于浩然事件的政论：《关于浩然的奇迹及其他》，指出“浩然左意犹存”，仅一天，《南方周末》就收到了一些电子信件，为浩然叫屈，天津《今晚报》也收到一些为浩然说话的稿件，令编者不禁感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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